四月的最后一周出差去了一趟香港、澳门和北京。周三那天是奔波得最厉害的，先是在澳门开会、下午搭喷射船过到香港、晚上飞抵北京已近午夜。其实能选择航班时间的话，我也倾向夜间到达北京的航班。因为习惯蓝天白云的我实在难以面对大白天降落在灰蒙蒙一团混沌之中的无奈，不想面对拥堵的车流，不想面对的哥们不得不把＂计程车＂当成＂计时车＂来开的抱怨。

的哥们说我们来得不巧，前两天北京下过大雨，雨后是有刹那间的蓝天。我也觉得可惜，毕竟现在不比2008年奥运期间，要遇上这种黑天鹅式的小概率事件实在得靠些运气。那天见到一个因工作原因前几个月从悉尼迁居回北京的朋友，问及他那在悉尼出生的三岁宝宝可好，他笑笑说他女儿到北京后总问他北京为什么没有太阳，从早到晚在天上挂着的都是月亮，灰灰白白的一点也不晃眼？周末抽空去看望从事视觉艺术的小弟和弟妹，他们说不久前有个知名的国际少儿图画比赛，中国孩子画的画几乎就没有用过纯色，那红黄蓝也根本不是应该有的三原色，他们大多从没见过白云蓝天红太阳用不对颜色这也毫不奇怪。走在四月末北京的街头，早晚还有点凉意，街头飘荡着朵朵杨花柳絮夹着些少的沙尘，懂得养生的人们都戴着口罩。下班的时候坐车路过天安门正是快降旗的时候，广场上挤满了观看降旗仪式的游客们，望望天空可哪里看得到红太阳呢？还不如节省点时间来瞻仰一下天安门城楼上的红太阳。

周日从北京经香港转机回悉尼，香港早晨的一场红色暴雨让百来班航班延误，少数被取消。我那本应中午从北京起飞的飞机延误到晚上十点半才到香港，转接的航班早就飞走了，在喧闹混乱无序的转机大厅我乖乖地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午夜的时候终于被安排到第二天晚上7点的航班，并且被告知所有酒店和机场能够安排的住宿地方全都人满为患，机场仅能作出的赔偿为500块港币。没有拿到第二天航班登机牌我也不能去离境大厅的休息室休息，只好在转机大厅和衣打盹。最有毅力跟机场抗争的是排在我前面的一位意大利帅哥，他是转机去欧洲开会的，本来的如意算盘是周一到，周二开会，周三一早离开。现在要晚一天，这到底还去是不去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何况还被告知不能安排休息之处。帅哥立马打开电脑调出所有香港四星级以上酒店的信息，要过机场的办公电话挨个打过去询问，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我排在他旁边办手续的半个多小时他很耐心地一家一家打过去，答案都一样“客满”。有一家电话打不通，他质问机场值班的经理，经理一看满脸苦笑说，先生您拨打的是深圳香格里拉酒店，那是长途而我们这个电话只能拨打香港市内电话，你不信问问旁边这位女士。于是，我也不得不参与到他们的对话中，用英文跟他解释原由，并且用同理心跟他分享-大家都是出门在外很不容易，我的确非常佩服他的执著精神很希望他能找到一间酒店来休息。不过这红雨属于不可控的不测风云，机场和航空公司都尽力了，咱们就接受现实吧，毕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像我们计划中的运行。

回到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的悉尼，心情自然好了许多，朋友们笑我说你怎么回趟国回来更神清气爽了。不过蓝天白云下的每个人的日子并不都是舒心惬意的，几日来就听到有我亲近的朋友被身边的爱人欺骗、被信赖的朋友出卖，人性的丑恶面一样淋漓尽致。要说点国家大事的话，这周二晚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斯万宣布的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也不过是一场数字游戏。为了实现他们当初选举时在2012/13财年达至预算盈余的承诺，他们不惜取消降低企业所得税、推迟基础设施建设等已经颁布的政策，更是要把绝大多数澳洲人认为没有必要现在开征的碳排放税在7月1日如期开征来填补预算收入的空洞。你说澳洲远在南半球这片天能成为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吗？对几个碳排放大户征税又能解决多少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呢？而现今的当务之急是气候、是财政预算、是竞选连任还是民生呢？不过，当今西方国家中估计也还只有澳大利亚这个大矿山大农村还有胆量敢公布个有盈余的预算， 其他好些国家外债赤字高悬能撑得过今年就很不错了。那个曾经在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上成功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萨科奇不就刚刚落选。

今天的电视新闻中报道伦敦的奥运圣火已经在希腊的奥林匹亚点燃，点火的过程还有火种被风吹灭的小意外。不知怎的，现在想起2008年的火炬传递和北京奥运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了，记忆已经变得模糊而不真实，对奥运会也再没有企盼。奥运后北京的天已经不是那个蓝天，金融危机后的希腊、伦敦和世界也不是原来的模样，只希望那来自灾难深重的希腊的火炬传播的还真有些光明、团结、友谊、和平和正义吧。